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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闻:抗战中国民党政府如何弹压群众

    2022-07-10 18:45:32  |  来源:  |  编辑:  |  

    众所周知,1938/39年的中国和现在一样,处于“一场全民族的伟大斗争”开始两年后的关键阶段,也有穷凶极恶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也有惟恐天下不乱挟洋自重的内部分裂势力。然而不幸的是,其时统治中国的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官僚买办利益、利用法西斯式手段维护独裁统治的国民党政府,所以这场所谓“全国上下万众一心”的斗争,在某些方面沦为国民党反动派扩大社会动员以便整合与控制各种资源的借口。

    毛泽东同志曾评价过,“国民党的买办封建法西斯独裁政治,成了世界自由民主汪洋大海中一个渺小的孤岛,他们惧怕自己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有灭顶之灾”。

    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时期,同时也是国民党政府滥用公权力、维护与巩固党国体系的“训政特别时期”,其大肆利用所谓国难当头的政治正确,实际上是将统治的成本强行分摊到广大人民群众头上,以外部矛盾的长期存在抵消旧中国固有的内部矛盾。

    具体来说,在抗日战争中的国民党统治区内,普通民众要面对以“社会全体支持抗战建国”为名义的,各种各样新的压迫:

    四川成都是抗战期间西南大后方的经济中心,国民党政府认为内迁的各种产业、战争带来的新需求带动了地方发展,然而当地人民群众似乎不这么认为--

    事例1:

    “民国 27 年(1938年)农历三月底,国民党政府在今成都簇桥乡沈家桥村、南桥村和三河村一带(原属华阳县华兴乡)征用良田 2926 多亩兴建太平寺机场,因久不兑现征地钱款,眼看插秧季节快过,不少农民就在堆积沙石之间的空田里挖沟筑埂翻田灌水栽秧。得知此况, 华阳县政府和华兴乡乡公所即派员携军警赶到现场,强阻农民灌水栽秧。几个村保的失地农民决定到华阳县政府(今成都正府街)去请愿。

    第二天,南桥一带聚集了300 多名青壮农民,他们每人手持一截竹竿,竿上夹一纸旗,旗上写着“请愿”两个大字。他们赶到华阳县衙门,被守在门口的几个警察挡住。几名会言谈的农民再三说明情况,那些警察仍不放行,于是发生抓扯。聚在大门外的请愿农民即被激怒,他们一哄而上,三个 四个的拖拉一个警察,并将其摔翻在地,用手头的“请愿竿”乱抽乱打,打得那几个穿黑 制服的警察喊爹叫娘。此时,县衙里派员出面在那里说了几句好话,并答应向上方禀报,三天以后回话解决。请愿队伍中的几个有威望的长辈在人群中不断劝导,这才渐渐息了众怒, 离开县衙门。沿途的几条大街小巷两边的铺面前,行道上,许多人夹道相望,不时投以赞扬和祝贺的目光,有几处还放了鞭炮。

    3 天以后,华阳县政府派员协同太平寺机场修建指挥部和华兴乡乡公所的相关人员,到现场给农民兑现了征地款项,每亩赔付10石黄谷,折合80个银圆; 每亩青苗赔付一石黄谷, 折合8个银圆。”

    事例2:

    “民国28年(1939年)阴历五月,就在修建太平寺机场的同时,国民政府空军又在现簇桥铁佛村一组、沈家桥村四组、高碑村三组境内修建空军通讯学校(今5701 工厂),共征用当地农民耕地300 余亩。

    施工不久,工地上就架设了电线,并命令各保派人守护。不料架于第15 保(百花村,今铁佛村)的部分电线被盗割,有人赶忙向空军通讯学校筹建指挥部报告。第二天下午,百花村来了 3 个军人:1个排长,1个班长,1个士兵。他们凶神恶煞地说:电线被保内村民割了,要15保赔偿,并要把保长李克乾抓进城关押再说。当时,李克乾、郑良才(甲长)等几人向他们再三说好话,并请他们在一家馆子里吃夜饭。饭后当夜相安无事。可第二天上午, 这 3 个军人又来到15 保,要把保长李克乾抓走,当即引起在场群众公愤。群众一边辩理, 一边将3个军人团团围住,有人跑到簇桥街上的镇公所去报信。

    隔不多久,簇锦镇镇公所的几个公事人赶到现场,他们都带有手枪,还没走进人群, 他们就朝天上放了几枪,听到枪声,3 个被围的军人不禁大惊,他们摸不着横头,赶忙窜出人群,心惊胆颤地钻进一片竹林,然后顺着河边的巴茅荒草朝城里逃去。以后,再没有人到百花村来喊赔电线钱了。”

    颇具黑色幽默的事例3:

    “民国28年(1939年)冬,国民党双流县县长叶楷,莅任不久,因事出差去机投桥,在至青羊宫路上,因当地保丁见叶楷穿的是草鞋,遂将其拉壮丁逮走,后双流县政府电话告知,叶楷方被释放。事后引起舆论哗然。更有甚者,在深更半夜到穷苦人家里估拉壮丁,就连超过壮丁年龄的老头也不能幸免。拉到老头后,先把胡子剃光,虚报年龄,也可充当壮丁。一到征兵时间,弄得四乡路断人稀,同 声鹤唳。搞得人心惶惶,成年男子为躲避拉壮丁,不敢轻易外出行走,有的男装女扮,有 的自残,有的远走他乡,造成难以尽数的人间悲剧。”

    从以上成都一隅的状况可见,“共赴国难”作为客观环境的长期存在,让国民党政府得以使用“非正常方式”维护统治。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将这一过程形容为,以公权力强制将社会由上而下从非政治化的普通领域推向所谓安全领域,代之以新的政治程序--即正当化之后的紧急状态措施,并将这些措施长期化和下沉化,最终使社会一般个体习惯于非常环境。

    很显然,国民党反动党并没有因为这一套而成功生存下来,而是被驱逐到了台湾继续试图以这种法西斯手段维护统治,最终被迫答应民主改革并丢掉了政权。

    现在距离上一场全民族的抗战已经过去85年了,同样处于一场社会总体力量投入中的我们,是否也会和当年有一样的困扰呢?

    我想应该不至于,因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早已经在1949年被打倒了。

    也许会呢,谁知道....

    注:本文所引用历史事例取自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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